且也不会太超前以至于扯到蛋。

法家么，在秦朝的应用还是很成功的，只不过是类似于后世的军事管制之下的计划经济，在战争暂停期间，就无法跟上百姓生活的需求，强行压制必然就是嘭一下，宛如高压锅爆炸了。

在墨家彻底被敲死，法家被一杆子扫下船之后，笑到最后的当然就是儒家。

儒家捡起了留在船上的墨家和法家的包裹，然后扔掉了包裹皮，将法家和墨家的东西，藏到了自己的袖子里。所以，将儒家拆分出来的前提条件，也是具备的，毕竟儒家之中有一些东西原本就是其他学派的。

因此，斐潜需要考虑的问题，就变成了三个学派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如何？

又如何避免冲突？

比如，法家重法律和集权，墨家强调平等和实用，儒家注重道德教化，这三者可能在统治方式上有矛盾的时候，要如何调和？

法家的严刑峻法与儒家的仁政德治如何调和？

墨家的民本和农工可能会推动科技和手工业发展，但古代中国重农抑商，这是否会改变国家的农业的根本？

如此，等等。

而且斐潜还需要考虑这种制度演变的不同阶段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比如在初期，可能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权力之间覆盖冲突的不多，分工也比较明确。然后到了中后期，就出现了三不管地带，亦或是有油水的大家都想要抢，权利争夺之下演变成为制度崩塌。

三者对外的时候无往不利，但是三者对内的时候，就像是在演武堂的拆台，也是同行才知道毒手应该下在何处。

土地兼并是王朝衰败的主因之一，所以斐潜又需要重新设计土地制度。

要限制土地集中，促进公平分配。

单纯的将土地回收，然后下发给普通的百姓民众，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因为百姓民众是会增加的，而土地的增速，不管是哪朝哪代都是远远小于人口的增速，因此在所谓分发给屯田户，或是自由民等方式，只能在建国初期人口稀薄的情况下进行，稍微过个几十年，土地分发制度肯定就会崩坏。所以解决的办法就两条，一条是土地完全国有化，另外一条就是定期重新分配，但是这两条路都有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如何避免官僚腐败是关键。

然后为了减缓和监督官僚的腐败，三家分权的内部竞争就可以成为相互去除病灶的一种手段。

同时三家分权确保权力制衡，也可以防止任何一方独大，但是这又需要有超出三家分权的上级机构，最高首脑，比如皇帝，或是丞相进行平衡或是裁决。

斐潜觉得，丞相或许会比皇帝好一些。

而要让三家都有机会担任丞相职务，就必须尽可能的平衡选举选拔机构，比如进行科举制的改革，让不同学派的人进入官场的数量大致相当。

这一点又要求了官僚数量会比分立之前要多很多，所以经济上面就要保证帝国官僚运作体系的费用足够支出，也就需要发展工商业，减轻农业负担，促进经济多元化。墨家的技术推动和法家的法律规范可以促进手工业发展，保障商业的有序，也反过来减少了对土地的依赖。

财政制度方面，避免传统的农业税为主，可能需要货币化税收，建立稳定的财政体系，防止财政崩溃。墨家的量化分析可能帮助预算管理，儒家和法家道德监督律法监察用来防止腐败。

军事方面，保持防御性力量，防止军阀割据，墨家的城防技术和法家的军功制度结合，同时儒家的教化减少内部叛乱，以及对外的文化侵袭。

文化方面，维持儒家教化，但融合法墨思想，促进实用主义和道德的结合，防止思想僵化。

要在华夏古代王朝之中，构建出可持续的政治制度，就需突破传统王朝的『土地=权力』绑定机制，建立动态均衡系统……

千头万绪，而落在笔端的，可能就是一条条简单的律令。

『着令。』

斐潜和庞统商议到了后面，便是基本上理清楚了一些思路，然后开始布置起来。

『参律院重修《九章律》，编大汉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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