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进入幕府后，曾国藩并没赋予他特别重要的工作，而是先让他负责案牍上的事，也叫文案，相当于现
一
我们先说第一件事。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就
咸丰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到一道十万火急的圣谕：
本日胜保奏，夷氛逼近关下，请飞召外援，以资夹击一折。据称用兵之道，全贵以长击短。逆夷专以火器见长，若我军能夺身扑进，兵刃相据，贼之枪炮近无所施，必能大捷。蒙古京旗兵丁不能奋身击刺，惟川楚健勇，能俯身揉进，与贼相拼，逆夷定可大受惩创。请饬下袁甲三等，各于川楚勇中，共挑选得力若干名，派员管带，即行起程，克日赴京，以解危急等语。逆夷犯顺，夺我大沽炮台，占据天津。抚议未成，现已带兵至通州以西，距京咫尺。僧格林沁等兵屡失利，都城戒严，情形万分危急。现
曾国藩接到圣旨后，一连几日苦思冥想，举棋不定。照理说，君国有难，身为臣子，北上“勤王”责无旁贷，如不北上护主，将被责为天下罪人。可他又一想，徽州到京城五千余里，就算不吃不喝，日夜兼程，最快也要三个月才能赶到。而当时英法联军距离北京只有数十里，一眨眼的工夫就能攻到城下。尤其此时正是剿杀太平军的关键时刻，一旦抽掉锐，于战局肯定大有影响，孰重孰轻，傻子都能看明白。
曾国藩召集所有幕僚开会讨论，大家都主张应该调兵北上，只有李鸿章一个人不同意。曾国藩问他为什么。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已
钦奉谕旨饬鲍超赴京，交胜保调遣。窃计自徽州至京五千余里，步队兼程，须三个月乃可赶到，而逆夷去都城仅数十里，安危之几，想不出八九两月之内。
写到此，笔锋一转：
应恳天恩，于臣与胡林翼二人中，饬派一人，带军入援，岂可仅以鲍超应诏？……惟臣若蒙钦派北上，则当与左宗棠同行，皖南暂不能进兵，只能退守江西境内。胡林翼钦派北上，则当与李续宜同行，皖北暂不能进兵，只能退守湖北境内。
曾国藩这个折子之后，李鸿章又替曾国藩起草了一个《徽州被陷现筹堵剿折》，告诉朝廷，刚刚到军情快报，李世贤带着大股太平军，将徽州城占据了。退守城外的湘军李元度部，派人飞书求援，我已调鲍超带着大军去增援。又说兵勇太少不敷使用，云云。折后，曾国藩请求朝廷“臣调度无方，咎无可辞，应请旨将臣交部议处”。
从这一连串
朝廷经过三思，只得命他暂勿北上。不久“和议”已成，北上勤王的话就更不用提起了。力劝曾国藩不北上勤王，让人看到了李鸿章处理事情时的大局观。
二
我们再说说第二件事，就是替曾国藩草拟《参翁同书片》的事。这个翁同书当时出任安徽巡抚，他不仅是恭亲王奕的老师，还是咸丰皇帝的老师，还是原工部、户部尚书翁心存的长子。朝内党羽遍布，门生弟子众多。他的两个弟弟也都非同小可。二弟翁同爵，后来官至湖北巡抚、湖广总督；三弟翁同龢，是咸丰六年状元，后来更是权倾朝野。
先来看一下李鸿章替曾国藩拟就的《参翁同书片》的原文。这个片子是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正月初十日拜
再，前任安徽巡抚翁同书，咸丰八年七月间，梁园之挫，退守定远。维时接任未久，尚可推诿。乃驻定一载，至九年六月，定远城陷，文武官绅殉难甚众。该督抚独弃城远遁，逃往寿州，势穷力绌，复依苗沛霖为声援，屡疏保荐，养痈贻患，绅民愤恨，遂有孙家泰与苗练仇杀之事。逮苗逆围寿，则杀徐立壮、孙家泰、蒙时中以媚苗，而并未解围。寿城既破，则合博崇武、庆瑞、尹善廷以通苗，而借此脱身。苗沛霖攻陷城池，杀戮甚惨，蚕食日广，翁同书不能殉节，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团练之有罪。始则奏称苗练入城，并未杀害平民，继则奏称寿州被害及妇女殉节者不可胜计，请饬彭玉麟查明旌恤，已属自相矛盾。至其上年正月奏称苗沛霖之必应诛剿一折三片，脍炙人口。有身为封疆大吏，当为朝廷存体制，兼为万古留纲常。今日不为忠言，毕生所学何事等语，又云“誓为国家守此疆域，保此残黎”，俨然刚正不屈，字挟风霜。逮九月寿州城破，翁同书具奏一折二片，则力表苗沛霖之忠义。视正月一疏，不特大相矛盾，亦且判若天渊。颠倒是非，荧惑圣听，败坏纲纪，莫此为甚！
若翁同书自谓已卸抚篆，不应守城，则当早自引去，不当处嫌疑之地；为一城之主，又不当多杀团练，以张叛苗之威。若翁同书既奉谕旨，责令守城，则当与民效死，不当濡忍不决；又不当受挟制而草奏，独宛转而偷生。事定之后，翁同书寄臣三函，全无引咎之词，廉耻丧，恬不为怪。军兴以来，督抚失守逃遁者皆获重谴，翁同书于定远、寿州两次失守，又酿成苗逆之祸，岂宜逍遥法外？应请旨即将翁同书革职拿问，敕下王大臣九卿会同刑部议罪，以肃军纪而昭炯戒。臣职分所
这个附片先指责翁同书举措不当、守城不力、弃城而逃，应予严惩。并历数翁同书忠奸不辨、误用苗沛霖、措置失当、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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